易博APP

                                                            来源:易博APP
                                                            发稿时间:2020-05-26 18:52:23

                                                            观点交锋2 

                                                            方燕表示,调研过程中发现,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这些孩子很年轻,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

                                                            尚伦生则认为,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送入收容教养机构,都会引发一个问题,“污染的传播,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10个毛病了,一项全能可能成了10项全能”。

                                                            王江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记者,目前就国内总体的疫情形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局部还有一点问题,但是全世界的疫情还没有平息,中国疫情的平息与其加大了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执法司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动员全社会力量予以配合分不开。但是国际上一些政客,却推卸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没有做到有效防控。

                                                            冯帆则表示,民法总则之所以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低为8周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认知力在不断提高,甚至身体发育状态都比过去强壮。所以从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来说,如果14岁以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能跟现在孩子的成长状况是不相匹配的”。

                                                            因此,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监管社会矫正。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长、学校签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学校、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

                                                            观点交锋1 

                                                            他表示,现实中虽然有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但是比例很小,“这种事情但凡发生了,大概都在媒体上曝光了。一年也就这么一两起,或者三五起。在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而刑法规制行为一定要带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在刑法中被规定为犯罪,“有点顾此失彼,没有顾全大局,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爱,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情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对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宽容度越大”。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能有效遏制疫情与依法管控分不开。”复盘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江滨看到了依法管控重要的价值。但同时,她也看到目前的我国的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短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还存在一些衔接上的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她提出建议扩大《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宗旨,将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将副省级城市甚至地级市纳入传染病疫情发布主体。此外,她还建议赋予疾控部门向政府报告传染病疫情的权限。

                                                            此外,她表示,从国际整体趋势来看,14周岁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年龄界限。“我应该和心理学专家,伦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